（二十八）初学中医
我从三一堂中学出来以后，我父亲就每天教我《黄帝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这三本书。他每天讲一段。初学中医我是一点也不懂，简直无法接受，我父亲为此很怄气：“你认字那么聪明，为什么这几本医书就不能懂呢？”
回过头，他就向我灌输纯粹的药学，我开始读的一本药书是李时珍的《药性赋》，这本《药性赋》的文辞很美，读来也很顺口。我非常高兴，常常向父亲提一些怪问题。我问：“五味中，大家都喜欢吃甜的，为啥要吃苦的呢？且不说吃苦，你曾对我讲，苦寒化燥，既是寒又怎能化成燥呢？”
我父亲笑了笑：“你听我讲过阴阳，这就是阴阳的道理，人身一般习惯苦及泰来，药上讲重寒是阴，化燥是阳，这一燥了以后，如果不及时治疗，还是会变成阴的，这一阴阳反复，动静变迁，是讲不出道理的，只有你自己去体会了。”他说了这些话以后，我还是不太懂，可也不敢问，关上书去打我的陀螺了。
虽然在玩，但头脑里仍不断想着父亲的话。我想了很多：想起了伯祖在岭上书房，因为个性嗜酒，家贫无菜，我的曾祖母炒石头给他咽酒。后来，他当了翰林，这就是苦及泰来吧。那么，我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一窍不通，这就是苦寒化不了燥，起不了阴阳变迁的作用……心里想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娃娃的想法就是太简单。
第二天，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没作声。从此以后，我对《黄帝内经》的兴趣比对《伤寒论》、《温病条辨》的兴趣要大得多。再往后，看《伤寒论》时，稍懂了一些。这时，父亲就叫我把以前读过的《医学三字经》拿出来重复地读。我读过三遍以后，父亲要我“包本”，所谓包本就是我把书拿给父亲，我笔直地站在他面前，他提一句，我接他的那句话，将书上的原文背出来。这样的包本，我搞了两次，才过了关。
过关的时候我父亲高兴啊，他带着我和我的表哥阮英凡一同到黄鹤楼去玩耍，然后，上了一家小馆子。他点了一道菜，那道菜我终生都记得。他点了什么菜呢？他点的是“爆凤尾虾”。凤尾虾是很大的虾子，做菜时，将其头去掉，大概是用鸡蛋或面粉裹好后，放入油中一炸，于是，那虾子就变得鲜红鲜红的了，虾头因此也极不规则，癞疙癞疙的。
父亲拿着筷子指着凡哥和我说：“你们俩兄弟，一年生的，天份都差不多，今天我请你们吃爆凤尾虾，你们晓得这是何意？”我凡哥了不得，凡哥站起来说道：“舅舅，这虾子的头杂七杂八的，虾子的尾红彤彤的原本是一个虾子，做成菜后就不象是个虾子了，这是不是古文上的一句话：‘鱼龙变化原无定’噢？”我父亲点点头：“你聪明。”随后，我们一行三人又来到了武昌长街柏华楼，我父亲买了两方端砚，这个端砚是紫颜色的。他说：“我希望你们俩兄弟早穿紫袍。”
这一件事就过去了。大约七、八天后，我母亲悄悄问我那天玩耍的情形，我就一样一样地照直说了，我母亲听完流下了眼泪。我看见后很难过，就问：“您怎么了？”母亲贴着我的耳朵说：‘狗啊，你不要说哟，你爸爸说你凡哥太聪明了，不长寿。”她说到这里，眼泪流得更凶了。我更是不知所措。过了两年，我这位聪明的凡哥下唇长了一个疔疮，这个疔疮一长就是一连七个，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去世了。凡哥哥短命而死，年仅十三岁多。
（二十九）我的侄儿——贺翼章
表哥去世后，我很孤寂，因为我们年龄相等，又玩得好。
除了英凡表哥外，与我同龄且玩得很好的，就只有我同房的侄儿了，他叫贺翼章。以后，这位贺翼章成了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后来，他当上了国防部的少将。
我在公共汽车管理处工作时，有一个学生叫张学贤，这个小伙子很聪明、很忠厚，贺翼章非常欣赏他。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张学贤准备结婚，未婚妻是一位叫寥应兰医生的女儿，因为贺翼章与张学贤有交往，所以，张学贤结婚时特地请贺翼章为他作证婚人。当时，贺翼章正在南京，不知在做什么事情，他接到请贴后，居然从南京飞来为张学贤证了婚。很有味道，这是一件美事。然而，此事对解放后的张学贤产生了一点小影响，何以这样说呢？解放后，因为张学贤出生好、工作好、人品好，他一直青云直上，最大的官当上了重庆市锅炉厂的厂党委书记。那时，有人议论他，说他的证婚人是解放前的一个少将，这或多或少给他带来了一点阴影，但他又无其他特别的事情，此事也就算了。
同时参加他婚礼的还有我的一个表弟，叫阮英玠，这位表弟就是阮英凡的弟弟。当时，他是重庆市下水道工程建设处的处长（另外，阮英玠还是重庆大学名教授何鲁、何吉、马寅初的得意门人）因为张学贤的婚礼他也参加了，阮英玠事后笑我：“表哥，你总是爱多事，惹些麻烦。”我的二姑妈则含笑不言。
（三十）举家迁移至汉口
我父亲活得不长，可能是心疾、太劳累的缘故吧，他只活了五十六岁，他本应当多活一些的。
父亲去世后，宾客少了，家庭经济也困难了，所在的武昌吉祥巷二十五号的房子没那么多人住了，更没那么多人打扫了。我们就把二十五号房的前半处让给了我的一位远房叔叔贺继之。我们住后半处。虽然只有后半处，房子还是很大。后来，我祖母也去世了，房子也就更空了。
我的大姐贺黉珍嫁到夏口一个有名的大家庭——江家。大姐的女儿叫江家彤，江家彤的丈夫叫何景运。江家彤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是一个小学者，可何景运曾是陶铸的秘书长，一段时间他因此而被安置在安徽合肥……现在他们则阔了，何景运在计量处任处长，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何江北，小儿子叫何江南，女儿叫何江雁。这几个名字取得很好，带父母的姓，并且还有地方风味。美中不足的是，他们这一家十一口人当中就有九个人带眼镜，都是高度近视。
我大姐去世得早，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当时，江家彤只有六七岁。
江家彤的弟弟小名叫怀怀，官名叫江照林，现任湖南大学学生处处长，情况都很好。江家彤、江照林每月都给我打电话，对我这个小舅舅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大姐的家住在汉口法租界余书里六十七号，父亲和祖母去世 后，大姐坚决要把我母亲、三姐和我接到汉口去住。经过无数言语说服了母亲，于是，我们把武昌吉祥巷的房子、包括所有的家具都一并交给了登善堂。我们只带了一点极简单的家具和几只箱子，如丧家之犬一般地搬到了汉口。
在汉口住在何处呢？我大姐想我们离她近一些，她所住的法租界是租界，由法国人管理，我们住不起。在法租界的尽头，是德租界。德租界是德国人的，可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于是，他们就自动地把租界交还给了中国，交还中国后，这个德租界就归中国人管理，取名为“特一区”。我们就在这个特一区最冷落的一个地方 租了一个最平凡的房子，地名为“汉口特一区保人里21号。”我们母子三人就在这里租了三间房，房间虽然都很小，却很舒服。房子离我姐姐很近，两家住处若步行，走得快一点，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姐姐家里有电话，我们在外借电话打，天天可以通话。我母亲很满意，我大姐也很满意，这时，我二姐已出嫁了，我和三姐也很满意。
新家安顿下来了，皆大欢喜。然而，生活的来源成了问题，钱呢？一点收入都没有，全靠卖首饰、当衣服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