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尘纪实25~27

(二十五)我的故事

我是一九一零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出生,出生的地方在四川忠县。据说此时我父亲在忠县办一个什么文化内政,似官非官的事情。关于文化内政,我搞不清楚,我母亲也搞不清楚,我也未问过父亲,只是听人说父亲那个职务相当于县大老爷,所做的工作在忠县城内。

我出生不久,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不知是什么时候就把我父亲的官职革了。我们一家,包括我祖母,父母、姐姐,以及抱在怀里才九个月的我,准备乘船回到湖北。那时没有轮渡,只有木船,我们就包了一只船顺江而下。全家由一个叫黄胡的老家人照料。

川江水流湍急,有十二个滩,这十二个滩总名为“望洋滩”。传说古代巴县有一位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不久就变成了一条龙,龙不能生活在巴县,就来到了江边,妇人舍不得离开龙,就顺顺当当哭哭泣泣地送它。这条龙下了江,同样也舍不得它的妈妈,每摆一次头,就风停水止,形成一个滩,它摆了十二次头,就留下了十二个滩。这就是后人称之为的“十二望洋滩”的故事。

十二滩中,以清滩、叶滩为最先。不巧,我们家乘的这只船行至叶滩时,船被浪打破了,经过一番抢救,大家都上了岸,所带的衣物和十两金叶子以及一部分首饰也不敢再往下带了,全都交给老家人费胡,由他带回重庆,而我们一家人则如逃难一般地回到了武汉。

这里要提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我父亲曾当面对我说过:当时,我们全家只要性命,没想到要钱财,仅有的那么一点钱财都交给费胡了,叫他带回重庆,根本就没想到会再收回这些钱。殊不知,过去的人重情义,不刁钻,这位费胡回到重庆之后,就将我们家的十两金叶子原封不动地存在某钱庄,将那点零星首饰变卖了,他把变卖的钱取出一部分,自己开了一家小馆子。

我们家和费胡不通音信,过了十八、九年,有一天,这位费先生问到了吉祥巷,看门的方茂谊不认识他,扯了半天,我母亲才知道是费胡来了,于是,我母亲亲自到门口接他。

费胡一看见我母亲就磕头,问:“老太太好,老爷好!”他看见我,就一下子把我抱住:“少爷!”这一喊,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看见你生的哟!”我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这个老头胖墩墩的,有点好玩。他一直搂着我到了祖母那里,给我祖母磕了头以后,就拿了一些他从四川带来的油辣子海椒、泡豇豆送给我祖母地。然后,大家坐下来摆起了闲话。他高高兴兴地把肚子拍拍,解下一个板带,取出一个包,恭恭敬敬地送至我母亲面前,:“太太,这是你交给我的十两金叶子和一部分首饰,都在这里面了。首饰当中,我卖了两付金釧子,做了一个小生意,在陕西街的末尾开了一个‘鑫记饭铺’,在朝天门开了一个‘鑫记酒店’,还很卖得,我靠此为生。”

当时,我祖母和我母亲都流下了眼泪,喊着他说:“把金叶子、首饰交给你,我们零星搭便船回武汉,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更没有想到你会在十多年后将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我们……”

民国二十八年,我因抗日而入川。我想找费胡,一问,大家都知道这个费老板。此时,他的“鑫记饭铺”已改为“鑫记饭店”了,地点在陕西街汇丰银行对面,专卖四川的古董怪菜。我来之后,他专门为我开了一个小房间:“六少爷,过重庆就在我这个房间住。”他这个酒店的人不多,只有他、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以及一个当厨师的内侄五个人。抗战期间,鑫记饭店还是很有名的。

据父母说,我们从四川逃到了武昌后,就在武昌平湖门桃家巷七号租了一幢房子,我祖母在那幢房子里渡过了她七十岁生日。后来,因为我们家的人多,来往的宾客也多,房子不够宽,我们又搬到一个小区内的平湖门吉祥巷二十五号,这个房子比较大。搬至这里以后,好象我们的家也就很顺了。于是,我们姐弟开始正式读书了。姐姐读书时,只有我一个人最小。记得大概是我四、五岁时,我父亲交侍我二姐,让她每天教我认五个方块块的字。不久,我二姐就对我父亲说:“每天教他认十个字吧。”这样,我每天就认了十个字。

 

(二十六)认字小风波

过了一段时间,我三姐在全部方块字当中挑出二十个字,教我念读: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你今天读的是一首五言绝句,你好好记着。”三姐说。我读了二、三遍就记得了。那时我还小,不懂事,我说:“这个好记嘛,这个不难嘛。”

我父亲坐在旁边,把头一甩,对我说:“这叫诗,诗讲究味道,味道要长。”接着我父亲又说:“当初,在唐代有个骆宾王,这个骆宾王后来成了唐代的才子,骆宾王五岁时,坐在一个池塘边,正坐着的时候,有一对白鹅从水上浮了过来,他父亲对骆宾王说:‘你看,这个鹅,毛是白的,它下面的水是绿的,鹅掌是红的,它歪着头向天叫……这都是一种自然美!’骆宾王当时就说:‘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他父亲听后就说:‘你这个娃娃,跟汉代曹植一样,曹植七步成诗,而我的话才说完,你就把它编成韵语了。这样不好,你不要这样,还是老老实实读点经文。’可是,骆宾王一辈子不利达……所以,你还年青,要多读经文《三字经》等,不要跟姐姐读唐诗。”听罢父亲的话,我也就没有多说什么了。

隔了几日,我三姐又挑出二十个字来,这二十个字是: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带刀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宝刀

 我又读了两遍,背得了。三姐说:“这首诗写得好,你要懂得它的意思。”我说:“我懂得。我念一首诗,你看要不要得。”

明月雁飞高,依岸振青霄。

飞行成人字,义情有风标。

我三姐就将我作的这首歪诗对我父亲讲了。父亲也未说什么。殊不知因此而惹出一场小风波。 一天全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对祖母说:“狗儿有些杂思想,要不得,我想让他拜一个地位低下、职务粗俗的人做干爹,压一压他那个八字,上面带二重敬神。”我祖母说:“你哪里找得到这个人呢?”之后,我母亲对祖母说:“我问了一下黄伯母,她说她们家认得一个杀猪的屠夫,不过路很远,在大东门外,您老人家说可不可以叫狗儿去拜他呢?”我祖母说:“你们看着办吧。不过,我们的孩子去拜干爹,礼物要重。”

过了几天我母亲就买了一些礼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吩咐家人方茂谊雇了一辆车送我去拜干爹。

到了大东门,来到干爹的家。虽然房屋很矮,但所有的家俱都非常干净。干爹、干妈两位老人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这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他们看到我都很高兴,待我非常热忱。

方茂谊在他们家中布置了一下,搬了两把椅子,请我干爹、干妈坐在当中,叫我磕完头起来,方茂谊又对他们作了三个揖,给他们二老道喜。接下来,他们就留我和方茂谊吃午饭。

午饭摆出来了,非常丰富,是我们湖北的规矩,十大碗。再一看,天哪!这下可难为我了,因为十大碗里尽是肉,蒸肉、炒肉、煮肉,肉丝、肉片……我简直没法吃。方茂谊在一旁就一再地喊我,给我使眼色。好不容易把饭吃完了,我们就告辞了。这时,干妈拿出三样礼物,其中两样礼物是用红布包着的,摸起来很硬,另外一件礼物就是一般的白瓷饭碗。我这位干爹跟我说:“这是黄太太吩咐的,叫我给你起个名字,让铜匠把名字钻在碗上,你就叫福曦这个名字,天天用这个碗吃饭。”我也莫名其妙。这时,方茂谊又喊我磕了三个头。我把碗接过来,一看,碗底果真刻了两个字──福曦,我觉得很奇怪,同时,也觉得很高兴。

回家之后,我开始用这只碗吃饭。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这只碗一直跟着我。以后,这只碗破了,我很舍不得,就找到铜匠,铜匠用十几个铜码子把碗补好了。但是,铜码子把“福曦”二字遮得残缺不全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感觉,当初我用这只碗吃饭时,每回吃完了饭(按我们家里的规矩,碗里是不能留残饭的),碗中干干净净,总觉得这只碗里有光一样,这次,补了之后,碗里就再没有光了,所以, 就没用这只碗吃饭了。后来,这只碗到哪里去了,我也就不知道了,而今我九十多岁了,这只碗的形状、两个歪歪倒倒的“福曦”字体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认字小风波到这里就结束了。

(二十七)教会学校

当时社会欧风东渐,所有的帝国主义都开始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一般贵族子弟都喜欢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我父亲也受到了这一影响。

有一天,一个老裁缝来家中为我祖母裁衣。裁了之后,他就对我父亲说:“离我的成衣店不远处,有一家教会小学,听说,那所学校规矩之严,跟你们家差不多。”大概是他的这些话打动了我父亲的心。于是,我父亲决定亲自到这个地方去走访一下。

拜访后得知,这是一所教会小学,学校只有四个班。四个班有四位老师,老师都是三十岁以上的人。所学的功课很简单,有四门课,第一门:修身;第二门:国文;第三门:算学;第四门:讲道。

我父亲很高兴,把我打扮了一下,将我送进了这个学校。

学校的全称叫“武昌基督教圣公会三一堂附属小学”。我去了以后,学校进行了考试,把我编到了第三班。三班的老师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人,酒糟红鼻子,姓刘,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所有的课都由他一个人教。刘老师英文很好,讲修身,而且很严格,如一般孩子应晓得的“孔融让梨”这些故事,他每天都讲。我们天天都学英文歌,认A、B、C、D,天天学几个音标简单的英语单词。

到了期终,我的品行被刘老师列为优等,其余功课,没什么特别之处。刘先生来到我家里,对我父亲讲:“您这个孩子可以到我们三一学堂中学去读书,虽然他会感到吃力,就是压一、两班,也不要紧。”他的这一建议正合我父亲的心。于是,父亲又跑到三一学堂中学去了。

武汉有三个很有名气的教会学堂,第一个是武昌檀花岭文华大学,第二个就是武昌芝麻岭圣公会三一堂附属三一中学。这两所学校都是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另外,还有一所圣西尼达学校,那是一所最有名的女子学校。

三一堂在闹市区,位于武昌长街的末端友马岭的地方,它是一个大教堂,里面的主要牧师姓曾,叫曾南友,年纪将近六十岁,曾先生是一位英国神学院的神学博士,每个礼拜日都由他主持圣祈祷,这是一个极隆重的基督教常会。

三一堂中学也只有四个班,有一、二、三、四年级,学校的课程也不多,一门:孟子;二门:英文;另外,历史、地理这两门课有时讲,有时不讲。讲孟子的老师,说来就怪,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是一个开当铺的商人,他是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用湖北口音讲孟子。一、二、三、四年级的孟子课都由他上。给三、四年级讲孟子时,他讲完孟子以后,就把中国人古洪名译的“四书”念一遍。他叫学生读中文,又叫学生读英文孟子,这位老先生的英文好得很,他这种教学生我只见过一次。

这所学校规矩之严,严得不近我人情,学生每天自带午餐,不兴午睡,吃了饭就读书,读书后就做祷告、听《圣经》。

英文这一门功课对我而言有些困难。教我英文的老师姓林,据说他也是一位神学院的愽士。这位老师上课后,先把他的要求向同学们交待一遍,希望学生完全遵照他的办法读书,每天的英文大约有二、三个小时,林老师都是一上课既不点名,也不问话,就喊关书,他要求关书的声音一致,全班四、五十个人同时关书以后,他就开始发问,他提出一个问题,学生若在两、三秒钟内回答不出来,他就另外指定第二个人,学生因此常常站一排,这样经过二十几分钟的考问之后,他再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教学方法真好,既练了听力,也练了口语;同时在课堂上也背诵了课文,还弄懂了一些语法。

我在这所学校学到了不少知识,可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我却没有拿到文凭,理由是国民革命军反对圣公会、反对神学院、反对神学教育、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学校的文凭因此而被销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