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我的父亲——贺良臣
我的父亲叫贺良臣（号善茀），他是晚清最末一届的秀才。父亲个子很矮，字写得不算好，中等，但很会作诗，他对中国的考古学、训古学有极深的研究。由于平素不断潜修金石典籍，加之喜欢饮酒，喝酒之后又不舒服，因此身体不好，冬天怕冷，夏日畏热……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杜甫似的文人。
与父亲经常往来的朋友我记得不多，下面略写几位。
黄镇江伯父的太太——黄家伯母，跟我妈妈一样，长得非常漂亮、修长，而且子女也都很成器。因此，在武昌那样一个小地方，她跟我妈妈都算是名门贵妇、福寿双全的人了，所以，一般亲眷、朋友，每逢儿女婚姻之类的喜事，都是请黄家伯母和我母亲作牵亲太太。这两位牵亲太太有很多礼仪，如第一个礼仪——照轿，就很讲究，而且不简单，虽然迷信，却受人尊敬，因为它代表了婚嫁中最美好的希望，所以“照轿”被看作是人世间对荣华富贵、平安健康、功名利禄，吉祥如意……诸多美好理想的追求，同时，它是对最完美最幸福婚姻的祝愿与玉成。
杨超一伯伯，除了父亲之外，我们家的人都很讨厌他，因为，这位先生一旦与我父亲打开了话匣子，所谈时间不是一个上午，就是一个下午，所以，我们家就给他取了一个浑号，叫：“羊子，坐断板凳脚。”
杨超一先生擅写草书，声名不在于佑仁之下。可惜，他四十七岁之后，眼睛就失明了。奇怪的是，尽管失明了，他还能写字，不仅能写，而且功力更为遒劲，所以，众口皆碑。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他就不署名“杨超一”了，干脆题“江厦杨盲”这四个字。如今，“江厦杨盲”的对子、屏风、单条在武汉一般还能买到，只是价格不菲。
纽元伯，号传善。这位纽伯伯与蔡元培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时，蔡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在当时是鼎鼎有名的学者文人，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文物有相当的研究，也有很多惊人的发掘。他觉得周文王、周武王、姜尚在陕西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当时周朝的京城——岐山县以及汉阴县，这两个地方都是周朝的政治中心，而且非一般普通的县城。所以，他觉得岐山县与汉阴县两地还有深藏的，没有掘发的东西。
因为纽伯伯常常在蔡元培先生面前提及我父亲的学问，民国四年，蔡先生就向有关部门保荐我父亲到岐山、汉阴两地去当县知事。
当时，从武昌到陕西要走十五天左右的路程，所到之地也 是苦不堪言。尽管我祖母和我妈妈心里都不愿我父亲赴任，但表情上从未露出过一点不愿意。而父亲在陕西的一切生活则交待给了我们家的一个老佣人——方茂谊和一个湖南的小伙子——陈德厚，由他俩跟随我的父亲、照料我的父亲。
这一去就是几年的时间。我父亲到陕西之后，先任岐山县知事，后任汉阴县知事。在任岐山县知事时，找到了一个殷鼎。此鼎三只脚，大约一尺高，一尺宽，长满了铜绿。接着，父亲又在岐山发现了一个周召公时的甘棠图碑（碑中的文意大致如下：据说在周文王时，大凡政治清朝，此甘棠图树就枝繁叶茂，长势喜人；若民间稍有怨意，此树就落叶纷纷，凋零不堪。所以，几千年来的人都将甘棠图树护养得很好。）在我父亲之前，有一位王瀛洲知事就已发现了这张甘棠树的图，但此图不完整。王知事在我父亲接任后，二人同心协力合把这个甘棠图碑重新修好了，随后，我父亲又在土里发现了一个汉盆，盆面直经大约有九十厘米。
由于上述几件考古发现，蔡元培先生就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并阐述了其中的过程。经过有关部门查实、鉴定，他们授予我父亲两枚勋章，一枚金质龙虎章，一枚银质嘉禾章。这两枚奖章的授带宽约十厘米，都标有五色的国徽。
在岐山、汉阴两县为官期间，我父亲跟当地的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离任临行之时，百姓送了他几件玩意儿。一件是所谓的“万民衣”，与京戏演出服装一样，很象周文王出台时的装束，红缎子。上面写有一万多人的名字，都是金色的。第二件玩意儿是一把大伞，大伞就象京剧中皇帝出场时所用的一样，上面同样也有一万多人的签名。在武昌闲来无事时，父亲就叫我和我三姐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晾晒，这些玩意儿在他生前都交给我们贺氏宗祠了。
受奖之后，我父亲就从陕西回到了武昌，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做官了。从此，我父亲就用他的几个老本钱养活着我们一大家人。
有时，经亲眷、朋友介绍，父亲就在武昌吉祥巷第二个厅里为人看病。我们家对面登善堂议政部有七、八位医生，如其中有个鼎鼎有名的医生肖少乾就经常介绍一些患疑难杂症的病人找我父亲医治。我父亲在行医过程中从未挂过牌。我八岁时，父亲开始教我读“医学三字经”。
父亲自创了一种名为“常春丹”的急救之药，主要功能是止呕、止泻、开胃。他每年从四、五月份开始做“常春丹”，一直做到六月，做好之后，就将此药摆在自家大门口任人取走。每年他都施送几个月的药，具体送了多少包药我就不清楚了。
除此之外，他还交待方茂谊一项特殊任务。任务的具体内容是：在门口放一个架子，几只茶杯，再放一个缸，缸要盖严，谨防灰尘等物，缸里装着霍香正气散泡的水，可以当茶喝。每年从六月份开始施茶，一直到九月重阳节为止。这就是方茂谊唯一的一件大事。我父亲常常亲自查看。
父亲的文艺娱乐也简单，只有两件，一件是每天必定要占几次金钱课；二是爱带我和我表哥阮英凡出去玩玩。英凡哥哥跟我同岁，父亲带着我俩，一边一个，象一对双生子一般，转转黄鹤楼，转转抱冰堂，在武昌南楼喝上两杯茶，然后，进一家小馆子。他最喜欢吃的菜是虾仁和鱼子煮豆腐。这是他最高兴的时侯了。
父亲的病依现在的医学观点来看是肺心病，他夏天怕热，冬于怕冷，要喝滚烫的普洱茶。煮茶，就成了我和我三姐的任务。
很不幸，父亲只活了五十六岁。临终前，他的神智非常清楚，一点都不乱。他留给我的最后遗嘱我还记得。他拉着我的手喊我：“增禄呀！你要争气，不能丢我们贺家的家风！你将来还是很好，但是，医可学，不可行啊！”父亲的意思是说如果医学得好，可以救死扶伤，如果学得不好，就会误人前程，误人生命，就是庸医，庸医杀人不用刀……说完这句话，他就闭上了眼睛，离开了我们。说来我真惭愧，我行医还是违背父训的。唉，不知将来以何脸面去见他老人家……
父亲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当时武昌吉祥巷是我们贺家晓阳畈进城的一个集会地，随着父亲的去世，家里的这一根大柱子也就断了。晓阳畈的伯伯、哥哥等闻讯之后，打着赤脚、衣衫不整地赶到武昌奔丧，计拟以后生活。
父亲去世时，我祖母还很康健，没有谁敢把父亲的消息告诉他老人家，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最后，还是由贺国光的母亲陪了祖母一天才透露出这件事。我们大家和我的几位姑妈都提心吊胆，生怕我祖母因此事而发生意外。
殊不知祖母她老人家听了之后，却很坚强。她含悲带泪地说了几句话：“可惜了，他死得太早。你们大伯贺补之曾告诉我，他活不到六十岁，他要死在我前面，我早有预料，你们不要害怕我有什么变化。不过，我有一个想法，狗儿（家人对我的爱称）已满了十岁，他的三个女儿都很孝顺，照我们贺家的规矩，我还在，他的灵牌子不能用红色的，可我觉得太惨了，你们还是给他用红色的吧。”
我父亲一去世，除了他有一件古玩、皮衣、包括朝珠，以及很多书以外，没留下什么遗产。我们一家上上下下十七、八口人，加之人来客往，每月的开支不小。在此情况下，我的母亲把我的二姐嫁到我祖母汀泗桥章家（父亲在世时已为大姐办了喜事），安排三姐读书从初中一直读到女子师范毕业……可怜啊，我的母亲真是辛苦……
我现在想起母亲，常常都要流泪 ……
（二十）我的母亲——陈毕生
我的母亲姓陈，她的名字叫毕生，出生在蒲圻县。我只记得我唯一的舅舅，他叫陈芳田，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物，舅舅喜欢养马、养鸟，似乎没什么事业。
母亲长得很修长，很漂亮，很会说话，说话声音婉转动听。她每天必定要穿起裙子，早晚两次到我祖母的房间去为她整理被子、打扫清洁。我们姐弟当时不明白母亲的举动，总觉得母亲这样做有点多事。
有天晚上，我对妈妈说：“你叫三姐、二姐弄铺盖嘛！”母亲骂我道：“你胡说！这叫侍寝，侍膳，你们不懂事，不准乱说。”我就跟我三姐说：“我挨了骂。”三姐说：“从明天开始，我和你两个人跟在妈妈后面，也侍寝、侍膳嘛！”但我们没做到。
母亲样样都好，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爱在早晨、晚上喝一点冷酒。我祖母不高兴她喝早酒，她就尽量避开我祖母，偷着喝。偷喝时又无菜下酒，我心里很不好过，于是我就经常给她弄一点下酒菜，如芹菜炒豆干，卤猪肝，将菜放在她常坐的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她也不开腔。
我十岁时，还跟母亲睡在一头，而且还要睡在她的手腕上。因为我年幼多病，天热了也要睡觉，那个年代，还没有空调、电扇，母亲说我体弱，不能扇扇子，怕扇子的风对我不利，她一直是用一张大手巾为我扇风……这种恩情，我不知该怎样报答。
（二十一）我的姑姑——贺良蓉、贺良先、贺良瑞
我的大姑姑叫贺良蓉，号淑蓉；二姑姑叫贺良先，一般人都喊她冬姑妈；第三位姑姑叫贺良瑞。这三位姑妈都能写“灵飞经”的小楷，也非常善良，对我们姊妹非常疼爱。大姑妈与二姑妈都生活在商业人家。而二姑妈则嫁到了陕西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