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贺良桢之子——贺纶夔
贺良桢是我的嫡亲伯伯，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贺纶夔，这位贺纶夔哥哥，也是一个极特殊的人。他是大少爷出生，一生讲究吃、穿，所以他有一个极优美的别号，人称“贺油大”。然而，他在功名事业上很了不起。清朝重视科举制度，他考中了进士第一名，按清朝的考试制度，翰林的第一名叫状元，进士第一名叫南元，所以，他就是南元的一个官。他曾经做过几个地方的道台，其中一任道台是在四川，为川东道。据我祖母摆龙门阵说，这个川东道所管辖的地方很多，很大。也不知道他还兼了什么职，任职在成都，所以他那时经常在成都、重庆、万县一带流动，处理政务。他曾经以一种特派使节的性质出使日本。他在日本的时间不长，大约有二、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有几度因缘拜见天皇，天皇曾经与他讨论过宪法，他也曾写过一本奏折，畅论清朝的宪法与日本维新后的宪法，名为“比较宪法”。据说这本“比较宪法”很受日本天皇的赏识。回国以后，他又在这一基础上加入他的回忆、论述，写了一本《东游观政论》。这一本书是宣纸印的，约十六开，仿宋体。此书在民国十三年前畅行。民国二十九年，我在成都省政府的时候都买过几本送人，可惜，我自己一本也没留下。我有一位成都的朋友，叫陈重枢，他与我摆龙门阵时说他有《东游观政论》这本书，可是一年、两年过去了，他总没拿来，我也催得不急。如今这位陈老师已去世三年，此生要想再看这本书恐已无缘了。
我这位哥哥很特别，旧社会的婚姻习俗是一夫多妻，我嫂嫂已去世多年，他却从不续弦，也不再娶妻，只是把嫂嫂遗留下来的年长的丫头收在身边，料理他的衣食，但不准过问亲朋往来以及衙门的锁事。可是他毕竟是那么大的官，有那么多的宾客，内助无人，终究不方便。因此，他就亲自到武汉邀请我祖母来替他管家，同时也请我的父亲来教他的三个儿子的书。我祖母对他说：“我到四川可以，你四叔到四川也可以，但我还有三个女儿没出嫁。”我的这位大哥就说：“三个姑娘一起去！”就这样，我的祖母、我的父母亲、连同三位姑姑，同时还有一位在政治上起作用的一个怪人物──贺国光、那时贺国光才十五、十六岁，以及贺国光的父亲贺良宜，大家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成都，住在会府东街他的公馆里。我父亲替他教育他的三个儿子，同时，我三位姑姑以及贺国光也同他们在一起念书。我略懂事之后，据我父亲跟我讲，他所教的书就是“十三经”。贺国光对《战国策》、《孙子兵法》特别有兴趣。
抗战时期，我又到了四川，住在金河街，金河街与会府东街相隔不太远，坐黄包车只要二百钱。所以，我们家与四川的关系很大。因此，我在题我们全家照片的时候，有一句话“家国安危即楚天”，此话即指我们家与四川的关系极深。
（八）贺良桢之子——贺纶纬
贺良桢的第二个儿子叫贺纶纬，我只听说此人做过三台县的知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贺之光，一个叫贺巨卿。
（九）贺良桢之侄——贺顺官
我的这位贺良桢伯伯有一个弟弟，我喊三官叔，我不晓得他叫贺良什么，他的女儿叫贺蓉珠，儿子叫贺顺官。从我们这一房“家”字辈算下来，贺顺官排第十六位，我排第十七位，以后“家”字辈的人就没有了。顺官哥比我大一岁，我俩年纪相当，也同亲兄弟一般，只是我的家庭因我父亲去世的缘故，家道中落，居住地几度迁移，就没有联系了。
民国二十九年，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因缘，贺国光在四川省政府当代主席的时侯，请来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也就是我的贺蓉珠姐姐的丈夫。因为他的关系我们又相聚了。由于顺官哥在上海的时侯多，在成都的时侯少，所以联系得少，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大约是七十年代，或者是八十年代，我的女儿贺蒲新出差到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访到了顺官哥的家。那时我的贺蓉珠姐姐和顺官哥都已不在世了，只见到了顺官哥的儿孙。或许是不太熟悉的缘故，所谈的话也不太多，这以后就又没有消息了。据说那个时侯，我的侄儿（贺顺官的儿子）是上海外贸局的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