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长安寺的大居士
第一位大居士是韩子才。这位大居士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富家翁，从早到晚都穿长袍马褂。他不大谈佛。可是，他满腹经论，学识渊博。
这一位大居士有点奇怪。如果你说蒲团坏了，他就开张支票给你：“你去买一百个新蒲团。”只要涉及到经费开支，他全包了，经济事宜都归他掌管，如念佛堂的种种设备，各项救济事业，皆由他解囊相助，这一点，他非常了不起。
第二位大居士也是一个银行家，成都人，叫舒次范，人很矮小，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唱得一口好诗赞。这位居士有一万卷的佛书，而且多半都是古装的，他将这一万卷佛教图书摆在念佛堂三间房中的一间房里，任人浏览，若要借书，只需打一张条子就可以把书借回去了。他也同韩子才一样，施药送米、赠寒衣。如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的维那没有米、或者另一位夏子贤老师没有到的时候，他就领导我们念佛、转佛。
第三位大居士叫夏子（至）贤，浙江宁波人，是一个商人，居汉口多年，在汉口正信会皈依了印光老法师。大概是抗战时期，这位夏居士被弄得家破人亡，所以，此时，他的衣食住行都在这个念佛堂皇里。他也有一口好唱腔，还懂得不少仪轨，每天多半都是由他领导我们念佛，一般我们都称他“夏菩萨”。
第四位大居士是位和尚，他是嘉垫人，在峨眉山乌尤寺受戒，名为“永桢“，四十多岁的年纪，天天就在长安寺这个念佛堂当维那，他身体力行，功劳不浅哪！他既是一个戒和尚，肚子里又有货，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长安寺念佛堂瓦解后，这位和尚就在三教堂服务，听说后来他是在三教堂去世的。
第五位大居士叫温光西，他是成都一位特大地主的公子，四川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年龄刚过三十岁，气宇潇洒，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皆精。
据说他父亲为他寻了一门亲事，他太太的岳父是从刘湘时代起就任职，做了十九年财政厅长的甘绩庸，人称“甘老厅”，噢，那真是家产万贯哪！甘绩庸将女儿许配给了温光西。可新婚之夜，这位温先生却足蹬草鞋，穿一件白绸大褂，拿一把大芭蕉扇逃之夭夭了。
温光西有一位中学同学包华国，这位包先生在成都中学毕业之后，就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此时，包先生正在重庆市社会组任组长，声望很高，非常显荣。温先生逃到重庆以后找到了包华国，包先生就派温先生一个职务——机要秘书兼社会视察。这样，温先生每个月就领到三百六十块钱的工资。具体工作虽为秘书，却是秘而不出；视察，也是视而不察。温先生整是这个茶馆进、那家茶馆出，闲一点的时候就在念佛堂念佛。
温先生似乎只比我大一、二岁，他跟我相处得十分融洽。
第六位大居士要算重庆留真照相馆的一位老板，这位老板叫黄绍怀，他以密宗为主，但也念佛。黄先生擅长外交；普遍施舍，不过没有韩子才那么大方。他有几个姨太太，据闻他的第二个姨太太三年前还在罗汉寺念佛，但不知这是否属实。
（八十三）佛缘宾客
第一位来往的宾客乃是能海法师的师弟——于初老法师，他在重庆市中区水市巷的天宝下院。这位法师以大威特为本尊，所以，在小小的天宝下院，楼下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像，楼上就供奉着大威特像，平时，寺里还卖一点茶。
这位老法师经常到念佛堂为居士祈佛，这是他的一种修行方式。我从这位良师益友处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教训。
第二位宾客是汉藏教林院的教务长悟开大法师。这位大法师面肤洁白，口唇透红，身着藏服，穿一件金丝盘绕的顶褂，据说这一件背心非比寻常，要优秀的格西才能穿戴。
悟开法师也常来（长安寺念佛堂）念经、闲谈。他是荤素两便。悟开法师跟我、温光西都相处得很好。
第三位宾客叫王恩洋，这位王先生的来历有点吓人，他是佛学泰斗欧阳竞无的大徒弟，这位欧阳竞无是近代中国佛学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先哲。
第四位宾客是梅光熙老先生，这时梅先生已是半肢瘫痪，但还能勉强行走。
这位老先生的话不多，有点古板，一来到念佛堂就坐下讲经，所讲之经多半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普贤行愿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他讲得极其精粹。
目前可以为这些居士、宾客作证人还健在，他的法名叫僧智。现在他已经还俗，好象俗姓钟，在佛教协会任职。他当时也常到念佛堂领导我们念佛，做些法事。在罗汉寺没有开放以前，只有他一个人在守庙，我每次去找到他，他都特别慈悲，把大殿打开，让我进去拜佛。
浮生如梦，想起过去的事情不可琢磨又可琢磨，我真不知道此生自己究竟是在哪一边。
后 记
伽因老人的这本回忆录全为口述笔录，语言纯朴、亲切，使人通俗易懂地体会老人的喜、怒、衰、乐，虽然言辞没有加以修饰，但却是引人入胜，不忍辞卷。由于是口述，在时间和事件上难免有前后脱节之处，关于这点，敬请读者朋友谅解。
《影尘纪实》的脱稿还得益于秦兰、张煜、余勇等朋友们的帮助，在此，伽因老人要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